作者：黎荔

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有个句子：“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名句。我觉得可以从中引申出各种造句，比如：盛世都是相似的，乱世则各有各的不同。幸福的人千篇一律，不幸的人万千不同。完整的圆都是相似的，破损的圆各有各的缺口。成功命中的弹道都是相似的，而脱靶者，各有各的偏离。

但有时也疑惑，幸福、盛世、完整、成功，可以那么轻易定义吗？凭什么那些千姿百态的不同，就被视为不幸、乱世、破损和失败？想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所说的，“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观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如果幸福、盛世、完整、成功都只有单一标准，我宁愿逃离这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标准。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人所成就的家庭、事业、社会、文化，应该如一首世世代代在山野田间传唱传承的歌，不同的歌者不断加入自己的诠释，使其版本众多。其叙述的故事梗概基本一致，但细节各有千秋，且烙印着历史的嬗变。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千人千面，百人百性。如果比作一幅画，有的偏于浓墨重彩，有的则偏于清新淡雅；如果比作一首歌曲，那么旋律有的偏于高亢激昂，有的则偏于悠扬缠绵。走兽就是走兽，飞禽就是飞禽。猪往前拱，鸡爪后爬拉，都是活法。各师各法各马各扎，各庙有各庙的菩萨。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无奈。比如现代文学中的周氏弟兄，周树人与周作人，从艺术风格上说，一刚劲，一冲淡，从观照人生的高度上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他们截然不同的处世为人风格，蕴藏了完全不同的时代价值取向，入世出世，各逐其志，乐观悲观，各寻归路。生前身后，各有师承，各有传人。一个是特立独行的狂人，一个是愤世嫉俗的名士，一个成为时代的超级人质，一个被历史所深深掩埋，你能轻易地判断他们兄弟俩的人生，何者为幸、何者为不幸，何者为完整、何者为破损，何者为成功、何者为失败？

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观察：“人类幷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幷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着鉅大差异。”那么就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

环肥燕瘦，各有千秋。有人大江东去，有人晓风残月，有人铁板铜瑟，有人红牙拍板，为什么非得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生命的价值在于真实和自在，不属于自己的活法，就不值得羡慕。我们都是不同的人，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为所信仰的事情奋斗，以便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其他的都只是表象而已。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局限，各有各的妙处，都是一种体验，不可以同时兼得。

就时代而言，也很难作单一维度的评价。比如民国，虽然政局混乱，但各路军阀，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只要不骂得太痛，听凭他们去折腾。北洋时期的中国，是乱世无疑，这是政治的不幸，然而，又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盛世。记得周作人说过：“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国家不统一，没有强力政府，纲常絮乱，文坛上人各“言志”，有思考和说话的自由，文学就有繁荣的春天。相反地，在太平盛世，统治者有精力来管文化，思想定于一轨，文学进入“载道”的路子，便进入了萧条的秋天。

我所认同的，是人各有命，人各有志，个性应当受尊重。我们各有各的江湖，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风景，各有各的呼吸空间。互望成风景，风在其间吹出默契。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参差相间，映照彼此，这不挺好吗？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才是自由活泼的春天。鲲鹏有鲲鹏的活法，鸟雀也有自己的活法。世界那么大，何必要相似。各有各的活法，一人一串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