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骗取国家补助资金虚开发票未追究虚开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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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囿于刑法条文的不明确,虚开增值税发票类犯罪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中被当作行为犯,即存在虚开行为、达到一定标准的即构成犯罪,而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骗抵税款主观目的与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后果。目前,随着司法机关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类罪名的理解加深,各地法院均出现了新的裁判观点,认为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不宜以此罪定罪。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则案例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简要分析以飨读者。

一、案情简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小军,为骗取国家家政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国家补助资金),与刘某共同注册成立益成家政公司。在明知不符合国务院、省政府相关文件要求,不具备申报国家补助资金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虚假申报,并且在申报、验收和审计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弄虚作假、夸大其词等手段,伪造合同清单,虚开税务发票,骗取国家补助资金300万元

邓小军为虚构益成家政公司成本、费用,共虚开发票总额557.479019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1年2月20日,邓小军伪造1份益成家政公司与郴州某广告设计制作中心的广告装潢制作安装合同和预算表,接受该公司虚开1张120.6万元的税务发票。

2.2011年2月21日,邓小军伪造5份益成家政公司与郴州某装饰有限公司的装饰工程合同和工程报价表、4份益成家政公司与郴州某建材商行的销售清单、1份益成家政公司与郴州某电脑网络商行的销售清单,接受上述公司虚开7张共计259.579019万元的税务发票。

3.2011年2月21日,邓小军伪造1份益成家政公司与郴州某洁具店的销售清单,接受该公司虚开1张32.3万元的税务发票。

4.2011年2月24日,益成家政公司与郴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网站建设合同后,邓小军接受该公司虚开2张共计145万元的税务发票。

一审判决,被告人邓小军犯诈骗罪,二审维持原判。

二、案情分析

(一)邓小军不具有骗取税款目的,亦无证据表明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从立法目的与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角度考察,骗取税款目的与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是虚开犯罪应有之义,定罪须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首先,现行《刑法》中关于虚开类罪名源于1995年的单行立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为了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发票进行偷税、骗税等犯罪活动,保障国家税收,特作如下决定……”据此可见,国家设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税收,为了打击侵害国家税收收入的犯罪行为。因此对于行为人客观上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虚开”行为不是本罪适当的评价对象。

同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重刑犯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因此其所评价的犯罪行为应当具有极高的社会危害性,方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虚开”行为在客观上未造成国家税款的任何损失,则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将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并将导致刑罚的不当适用。

结合本案裁判文书中提供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可以得出结论:

1.邓小军接受虚开发票的目的在于作为开办家政公司的成本、费用,使之满足国务院、省政府相关文件要求,便于申报国家补助资金,综合本案证据,不能证明邓小军存在骗取国家税款故意;

2.本案证据没有显示虚开发票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增值税普通发票,没有显示开票方未缴税款,也没有显示受票方进行税款抵扣;

3.公诉机关没有指控邓小军接受虚开发票导致国家税款损失,法院亦未作判断。

因此,邓小军接受虚开发票的行为是骗取国家补助资金的手段,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二)近期无罪判决观点与典型意义汇总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从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来看,法院对虚开犯罪的认识已经逐步改变。

以下择取部分案例、裁判观点,总结典型意义:

名称

裁判观点

典型意义

崔某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再审改判无罪案

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崔某某有骗取抵扣税款或帮助他人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仅以崔某某找其他公司代开发票的行为不能认定其构成此类犯罪。至于检察机关认为崔某某到税率低的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可能造成税款流失的问题,该可能流失的税款并非指本案应涉及的抵扣税款,且该数额不大。

实践中应严格区分“代开”与“虚开”两类行为,并严格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以骗取税款为目的。再审判决没有拘泥于机械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而是通过对法律背后法理的深刻分析及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和指导案例的深入解读,权衡多方利益,正确适用法律原则,充分发挥了审判监督程序职能作用,依法改判被告人无罪,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取得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李甲、李乙、何某、罗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审维持无罪案

椰雅煤业开采、生产的煤炭产量超出了许可范围,为了实现将多余的大量煤炭对外销售,借用板厂沟煤矿富余指标,主观上不具有骗取税款故意,实施的开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均具有真实的货物购销交易与之对应,所开受发票仅在主体内容上存在瑕疵,客观上并没有造成国家增值税税款损失的严重后果。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虽与实际交易行为不符,但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偷逃国家税款目的,而是为了促成超产煤炭的外销,根据销售煤炭数量如实向国家上缴了增值税和相关规费,即使在下一销售环节将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因此,李甲、李乙、何某及罗某在主观上没有偷逃国家税款目的,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不具有危害国家税收征管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被告人张某强以其他单位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由该单位收取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某州市人民法院认定张某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适用法律错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要求“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本案张某强借用其他企业名义为其自己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虽不符合当时的税收法律规定,但张某强并不具有偷逃税收的目的,其行为未对国家造成税收损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三、业绩造假牵出虚开,刑事风险巨大

尽管司法审判中出现了良好转机,但还是存在部分公司利用虚开发票进行业绩造假、粉饰报表的案件被追究了虚开刑事责任。其中上市公司尤其受到关注,风险集中爆发。

例如,2016年上市公司刚泰控股集团(600687)利用关联公司虚开发票进行业绩造假被曝光。在2014年-2015年,刚泰控股集团总经理赵某某、财务中心副总经理叶某、王某等人,为帮助集团完成年度业绩,在没有真实黄金贸易的情况下,利用中海万悦为核心的17家空壳贸易公司对外开具以黄金为货物内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刚泰控股集团成为贸易一环,虚增业绩。2017年中海万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郭某某、由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二审判决,相关人员均获刑罚。今年,上市公司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ST天宝,002220)涉嫌虚开亦进入刑事程序。目前,天宝董事长黄某某因涉嫌虚开发票罪已经被大连公安局经侦支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类似案件不在少数,总体特点是业绩造假等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仅就其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当前虚开案件司法审判处于转型时期,部分法院认同从骗抵税款主观目的与国家税款损失客观结果来考察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是仍然有部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坚持己见。因此,就刑事司法大环境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虚开行为,刑事责任风险仍然巨大,企业尤其上市公司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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